John Wells

　　■個論
　　事涉劉鐵男一案的前“山東首富”宋作文，近日出現在公眾面前。國慶假期，宋作文在山東煙臺出席了龍口市第三屆孝德文化節並致辭。同時，從公開渠道來看，涉及劉鐵男一案的多家企業負責人，目前也基本“安然無恙”。（相關新聞見今日本報AA12版）
　　如同“沒有殺戮，就沒有買賣”一樣，沒有行賄自然也就沒有受賄。當受賄者劉鐵男面臨牢獄之災時，巨額行賄者卻“安然無恙”，確實讓人在情感上很難接受。雖然不是所有的財富來源都充滿“原罪”，然而通過行賄等不正當競爭獲取財富，理應為此承擔風險和後果。就像兩個人我情我願、利益交換的“通姦者”一樣，如果只對男方進行處理，而以女方為弱者放過，那麼這樣的處理顯然有失公平。
　　雖然《刑法》第三百九十條第二款規定，“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，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。”但其第一款又規定：“對犯行賄罪的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……”應當說，“例外條款”應當有一定的前提條件，至少要以“未謀取不正當利益”作為要件；否則，只要受賄者被抓，行賄者及時交代行為，以“污點證人”的身份出現，雖然有利於對受賄行為的打擊，卻無以從根本上遏制腐敗現象的泛濫。在行賄的“糖衣炮彈”前，僅靠官員的自覺自然難以實現自我保護，難怪有人發出“當官是個高危行業”的感嘆。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，受賄的慣性產生與行賄的路徑依賴，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。
　　然而一直以來，國內的司法實踐都存在著“重受賄輕行賄”的短板，受賄者依法得到了懲處，而行賄者都因為“主動交代”或者“揭發有功”，而被“減輕和免除處罰”。行賄沒有風險自然也就沒有行為顧忌，很多人不但成了“累犯”，還充當著“行賄掮客”，反正事情敗露之後大不了“斷尾求生”。如中石化集團原總經理陳同海受賄1.95億元，向其行賄的5人，無一人被以行賄罪起訴。結果其因行賄獲得了非法利益，但由此導致的後果卻由受賄者一人承擔。如此不但增大了受賄的風險，也會導致腐敗空間得不到遏制。
　　在歷年的“全球清廉指數排行榜”上，香港地區都排在全球前列，成為“最廉潔的地區之一”。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果，就源於其堅持了“行賄受賄同處”的零容忍原則。比如今年7月，香港一中年婦女得知被判終身監禁的好友患末期肝癌，約相熟的一級懲教助理到餐廳見面，以豬肉乾及茶葉作報酬，托其將3包玫瑰花茶運入獄中交予好友，結果因向公職人員提供利益罪，在法院被判社會服務令120小時。在其他清廉排名較高的地區，對行賄“零容忍”都是其共同的特點。
　　“首富露面”帶來情與法的糾結，並再一次帶來對“行賄與受賄同罪”的反思。造成“重受賄輕行賄”的原因很多，但關鍵還是在觀念上存在誤區，以至於形成了情感上的默認與法律上的偏差。好在面對嚴峻的反腐形勢和公平的訴求，對行賄“零容忍”已具有了更大的共識，將其儘快轉化成法律規範和行為實踐，“首富露面”或是一個助推劑。
　　□堂吉偉德
　　（原標題：巨額行賄者不應“安然無恙”）